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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珺:“供給側”就是要人人共享優質資源

2017-06-20 11:04 | 作者:楊意 馬大為 | 來源:工人在線
6月19日下午,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王珺做客職工大講堂時稱:“從供給側入手,以調結構為核心,靠深化改革來推動,整合起來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有些經濟學家質疑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認為這是一個‘假的供給側改革’”。6月19日下午,南方傳媒大廈四樓報告廳內,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王珺做客職工大講堂,有力駁斥上述言論,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些毫無疑問都在供給方面。”

  對于經濟學家來說,供給側、結構性和改革都是不同的概念,放在一起會具有怎樣的意義呢?王珺總結說:“從供給側入手,以調結構為核心,靠深化改革來推動,整合起來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廣東省總工會黨組副書記、巡視員郭澤宇出席活動,并代表主辦單位向王珺頒發廣東職工大講堂高級講師聘書。省總工會、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省直機關各單位、省級產業工會、機場管理集團等單位的代表,以及部分女職工代表聽取講座。

  【內容回顧】

  定義:供給是資本、勞動、效率

  宏觀經濟調控有兩種手段,分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面入手,解決問題的側重點不同。王珺說:“需求是投資、消費、進出口,供給是資本、勞動、效率。”從需求側入手,重在解決需求不足的總量與短期問題。從供給側入手,重在激發動力與提高能力等結構與中長期問題,通過優化要素配置與調整生產結構,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

  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這當中既有供給側的問題,也有需求側的問題。“根據兩方面所呈現的問題加以綜合判斷,主要矛盾在供給側,”王珺說,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導致需求結構產生變化,原有的供給體系無法滿足新的需求變化。

  過去國民收入少,他們的需求只要滿足基本的衣食住行,圖個溫飽就行。現在不同,他們開始追求高質量的生活標準,也會想要消費高端奢侈品。如果供給體系無法生產出這種產品,他們的需求就會外流,外流到意大利、法國等這些能夠生產高端奢侈品的國家。

  “供給側改革也不是我國原創的,”上世紀八十年的美國遭遇兩次石油危機,油價的上漲導致需求的減少,需求管理失敗,經濟衰退,當時的美國政府通過減稅的手段,提高企業積極性,增加企業的存活率,以此推動經濟發展,“這就是從供給側著手。”

  我國也是從供給側入手,但美國的做法僅限于刺激經濟,我們的核心卻是要調整結構。王珺說:“結構既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也是經濟衰落的根源。短期增長主要看需求,中長期增長主要看結構。”

  這里的結構是高收益部門和低收益部門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的組合方式。王珺舉例說,賣手機的賺得多,賣杯子的賺得少,賣杯子的就會變賣企業固定資產,拿著錢再重新去賣手機。“結構變化的關鍵在于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讓資本和勞動力通過市場活動進行自主配置,”王珺強調。

  王珺指出,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目前仍然遭遇不少阻礙,歸結起來至少有勞動力自身的福利待遇問題、資本的市場轉化問題和高產能行業的準入門檻問題。賣杯子的員工想要跳槽,但他會考慮工齡、福利等問題,這些問題如果隨著跳槽而變得不利,他就待在原來的企業。賣杯子的老板想要去賣手機,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資本市場讓他可以以能夠接受的價格變賣掉這些固定資產,他就沒法去賣手機了。即使他能夠將原有的固定資產轉化為貨幣資本,但賣手機的公司僅僅有政府指派的數家,那他也沒法擠進去。所以必須“靠深化改革來推動”,在“勞動力雇傭與解聘、企業進入與退出、產權交易成本高低對市場并購的影響,基礎設施行業價格扭曲對市場配置資源的影響等”著手。

  時機:主動出擊調結構

  我國的經濟發展實踐表明,調結構與穩增長長期以來都是一對矛盾。過去“調結構”總是讓位于“穩增長”,每次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出現,雖然結構問題凸顯,卻總得是想方設法保住增長,“穩增長”以后,結構問題就被掩蓋,所以長期未被重視和解決。

  “十三五期間,只要保證經濟增長維持在6.5%以上,這樣就能拿出空間來調整結構,這次是主動出擊調結構,”王珺說。

  另外,新興科技革命和國內市場潛力都為“調結構”提供有利條件。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新興科技及其產品的革新周期越來越短,世界變化越來越快,“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王珺認為,“市場規模就是GDP,”中國國內市場規模較大,產品的分攤成本較低,產品的回本速度較快,“這是其他國家,尤其是創新型國家不具備的優勢。”

  前景:人人共享優質資源

  王珺認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一個抓手,有一個重點。”抓手就是“三去一降一補”,重點在于“公共產品”。

  “三去一降一補”,就是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去產能就是要消除低效供給等。去庫存主要解決三四線城市及小城鎮房地產的庫存問題。去杠桿主要解決各類金融機構利用杠桿帶來的高風險問題。降成本解決影響企業積極性與創造性的相關成本問題。補短板主要解決經濟增長與民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

  王珺說:“在給側結構性改革基礎上,重點是優化環境與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優質資源的短缺應是許多人都能體驗得到的,凌晨排隊占位去掛號,托人求人要進名幼兒園等等。“這跟發展階段有關,”王珺認為,物質基礎穩固,才有余力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

  【嘉賓名片】

  王珺,現任廣東省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究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畢業于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曾任教于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歷任英國萊斯特大學(1988—1989)、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1994—1995)、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2005—2006)等處的訪問學者。現兼任教育部學風委員會委員,廣東省委黨校兼職教授,廣東經濟學會會長,《南方經濟》主編。

  王珺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產業經濟學與企業理論。至今已在《經濟研究》、《社會學研究》、《管理世界》等國內外刊物發表論文100多篇,出版著作數部,并主持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等課題項目二十多個。其研究成果多次獲得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榮譽。

  【對話】

  轉變擇業觀念,推動多元就業方案

  南方工報:實踐證明,每一次的經濟改革都會伴隨著勞動法制的相應調整。那么,我國的勞動法制應作出何種調整來適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

  王珺:勞動法制的完善,在經濟學的邏輯里就是要定好合約。在具體的市場活動中,企業是一個主體,勞動力也是一個主體,不同的主體結合的制度方式就是合約。合約的方式是法律精神最基本的體現,是讓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逐漸對等的過程。

  南方工報:勞動力端必然會伴隨著產業經濟的發展而產生根本性變革,從而對勞動關系產生深刻影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勞動力端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勞動者本身又該如何應對這種變革?

  王珺:勞動者在現代社會中的能力建設是很重要的。任何勞動者都必須要“活到老,學到老”,要通過教育提高自身素養來持續應對一輪輪的技術革新。但更為重要的是勞動者擇業觀念的轉變。社會本身需要多樣化的人才結構,擁有技能多寡的職業都是社會所需要的。

  對于年紀較大的勞動者,比如現已45歲以上的,他們總體而言應對社會轉型的能力的確較弱,因此除了就職規模較大企業的傳統擇業觀念,也可以考慮轉到規模較小的組織任職,或者從事家政、醫務、護理等服務行業。有人以為,這些行業是“女性的專利”,其實發達國家基本都已經是老齡化社會,許多男性長者就會選擇到7-11等服務行業去提供服務。有些已臨近退休年齡的人就業,已經不是純粹由經濟利益驅動,很大程度上也有精神慰藉的需要。

  “工人在線”責編:孫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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